为什么说\＂宋初三先生\＂是理学的先驱者？
郭玉彬回答:
第一部分（开题）
胡瑗、孙复、石介被南宋理学家朱熹称为“宋初三先生”，他们著书立说，广收弟子，开讲学风气，彼此呼应，共同倡导儒学，在北宋儒学的复兴中起过重要的作用，为理学的产生打下了基础，开辟了道路，“三先生”从而被认为是宋代理学的前驱，他们的活动被认为是“开伊洛之先”。
宋初三先生在当时是齐名的经学家，他们治经并非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为了巩固北宋政权。
他们认为，要想巩固统治，就必须全力厉行集权，重整伦常。
年化果常设论强南给保领收转节温拉构效县。
孙复曾说：“尽孔子之心者大《易》，尽孔子之用者《春秋》，是二大经，圣人之极笔也，治世之大法也。”二者正适合作为统治理论根据，所以，宋初三先生选用儒家经典，特重《易》和《春秋》。
胡瑗以经学闻名当世，他博通五经，其中尤长于《易》学。胡瑗的学术思想是在他的教学过程中通过讲授阐发的，今存世著作《周易口义》，是其弟子倪天隐整理而成。他的《易》《洪范》学虽同汉唐所解有所不同，但也并没有超出前人多少，尚没有脱出旧有的理论体系。
孙复以《春秋》名家，今存有《春秋尊王发微》12卷。他认为孔子著《春秋》的目的是“尊天子，黜诸侯”，以春秋无道，因而有贬无褒，事事黜之。他对汉唐以来的章句注疏之学持否定态度。他治《春秋》，舍传求经，直抒“圣人”微旨，在学界造成风气，对宋儒义理之学起到开启作用。
石介虽有经学方面的专著，如《易口义》《易解》等，但均已亡佚。从一些零散的资料及其存世的《徂徕集》来看，石介对《易》和《春秋》都曾有所涉猎。
第二部分（观点）
在了也之政反式取光压，真示。
要巩固政权，就必须振兴儒家的忠孝仁义学说；而振兴儒家伦常，申论儒家道统是一个重要途径。
宋初三先生极力标榜儒家正统，突出孔、孟的地位，宣扬儒家正统派的伦理教化。
宋初三先生认为佛、道二教提倡“臣抗于君，子敌于父”，这是与儒家所提倡的伦理纲常不相容的，对于封建统治的巩固也极为不利，因而极力反对佛、道与儒“峙而为三”。
同时，他们对于当时所流行的四六美文“西昆体”也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有碍于“圣人之道”。
在治经方面，宋初三先生的确有独到之处，尤其是孙复，他治《春秋》，舍传求经，破除传统的“师法”“家法”，变《春秋》专门学为通学，开启了庆历学风。
第三部分（过程）
宋初三先生不仅仅是齐名当世的经学家，同时，也是齐名当世的教育家。
他们的学术思想就是在教学过程中通过讲授阐发出来的。
北宋开国之初，专重科举，不注意兴学办教育。
而由科举选拔出来的人才，往往不适世用。
当时，国家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在这种严峻情况之下，三先生积极从事教育，兴办学校，为国家培养各种专门人才，以整饬国家。
孙复科举落第后，在石介的帮助下，在泰安建学馆，开始聚徒讲学。后来，他又到太学讲学，影响颇大。
程颐在其《回礼部取问状》中曾说：“孙殿丞复说《春秋》，初讲旬日间，来者莫知其数。堂上不容，然后谢之，立听户外者甚众。当时《春秋》之学为之一盛，至今数十年传为美事。”
石介居丧丁忧在家，在徂徕山下，一边耕作，一边讲学。据说，石介讲学后，“门人弟子从之者甚众。太学之兴，自先生始”。
胡瑗也是落第之后在苏州开始聚徒讲学，他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教学方法，被称为“苏湖教法”，这也是其教育实践中最精彩的地方。他的教法引起了朝廷的高度重视，“取先生教授弟子之法以为太学法，著为令”，还编成《学政条约》。
宋初三先生都曾经为国子监直讲，不仅为国家培养出一大批通今博古的有用人才，而且对于宋及宋以后的学校教育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所以宋末的黄震说：“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徂徕石先生始以师道明正学，继而濂洛兴矣。故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
第四部分（目的）
无论是学术思想，还是教育实践，其最终目的还是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为巩固封建统治寻求理论根据，造就人才。
鉴于唐末的藩镇割据和五代的分裂，三先生在政治上都极力维护王权，以加强宋代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
尤其是石介，他虔诚地拥护北宋政权，热切地希望自己能为之出力。“好议论都省时事，虽朝之权贵，皆誉訾之”，“虽获祸，至死而不悔……无所讳忌”，积极支持庆历新政，是一位激进的思想家。
三先生维护王权，推行王道的政治学说，成为后来理学家政治学说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五部分（总结）
总之，宋初三先生刻苦攻读圣贤之书，都有复兴儒学的决心，并付诸行动。
虽然他们还没有能够建构起新儒学理论体系的框架，没有从哲学的高度上提出儒学需要解决的新问题，没有建立起一套严密的逻辑体系，但他们已为宋代新儒学的产生制造了舆论。
他们都广收弟子，大开讲学风气，把自己的思想倾向传播到各阶层人物，为北宋统治阶级培养了大批的有用人才，这些人对理学兴起也作出了贡献。
关芷晴回答:石介和孙复、胡瑗提倡“以仁义礼乐为学”，与二人并称“宋初三先生”，强调“民为天下国家之根本”。从儒家立场反对佛教、道教，极力标榜王权，为宋初加强中央集权提供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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