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的路有多远(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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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的时候同桌同学，喜欢我隔壁班的同学。她就请我帮她递情书。一次下课时间，我就跑到他们班门口把情书递给了他，我还没说话，他就立马丢在了垃圾桶里面。我赶紧说是我同桌同学给的，好歹要给我留个面子。才说完他就赶紧捡了回来，还说：“我还以为是你写的。是其他人就好。”
读书那时候，因为离学校比较远，所以每天早上都要提前一个多小时起床，天才刚刚开始亮。有一次我到了学校，她们都盯着我看，我也不知道是因为啥，后面实在忍不住就去上了个厕所，原来是裤子穿反了。
上初中的那时候上化学课，班里无论老师怎么管都还是闹哄哄的，有一次化学老师实在忍无可忍了，就拿着试管喊道：“再不安静信不信我把你们都给炸死!”班里瞬间安静，此后的化学课再没人敢捣乱了。
文/许文通
自曾祖父以来，其后子孙大多粗通文墨。我祖父三兄弟虽未上过学，但受益于曾祖父的调教，平日亦需翻阅、誊抄经文，倒也识得不少字，且学这些是很需要记忆的。到我父亲这一辈时，当时村里所有的大学生都出自祖父一门——二叔参军后考入军医，现已是教授，少将军衔；五叔考入西安交通大学；六叔考入三明纺织工业学校。六叔仅比我大六岁，一向成绩优异，高考成绩发布时，他兴致勃勃地与我进城同去，但成绩极不理想，与预估的分数相去太远，比如英语预估至少在八十五以上，而实际成绩仅六十多分。他的班主任一见到他，就说希望他能复读。如今看来，他的成绩极有可能被掉了包，这在当时是容易操作的。
到了我这一辈，大学生就更多了，我弟（小名茂华）考入成都理工大学；堂妹考入兰州石油大学；堂弟考入清华大学，读研后进入美国UIUC伊利诺伊香槟分校，获博士学位；堂弟考入福建工程学院，后进入厦门大学读研究生；堂妹考入广东理工大学，后进入香港大学读研；堂弟考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分校。此外，还有表弟考入天津大学。
求学的经历其实大多已经忘记，而课余时间和上学、放学路上的趣事倒还记得一些。幼时，我对读书了无兴趣，即便幼稚园也不大想去。那时候，祖父、祖母、小姑海兰，还有几位叔叔和我们都聚在一起吃饭。家中人很多，天冷的时候大家嫌板凳太冷，大多站着吃。吃了早饭便要散去各做各的事，最后睡眼惺忪起床吃饭的总是我们兄弟俩。某日一早即下起了大雨，大家都不急着出工，只等雨小些，并开玩笑说今天雨太大，歇息一天。可我不能不去学校，面对湿冷的天和热闹的聊天气氛，愤愤不平地说：“你们竟可以不用做事，我却还要去读书！”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在他们看来，有书可读而不用做体力活是何等安逸之事！其后，我多次听到一些打柴的妇女们说，要是有书读不用干活该多好！
我上幼稚园之处离家甚远，从山脚的水尾村到位于山腰的盖头，先要走一段平路，再一路拾阶而上，即便大晴天也要走半个小时。若是遇上下雨，道路泥泞，到校时往往鞋子尽湿，花费的时间就更多了。路很远，以至于一个清晨，我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鸽子，可以自由飞翔。醒来后仍沉浸在梦境里，以为可以很快地飞到学校去，可以多睡一会儿。
六叔上小学时学制是五年，此时正在盖头读五年级，与幼稚园同在一栋楼内，可以同行照顾。心情好时我就自己走，走不动或不想走就让六叔背着我一步步走上台阶。六叔背累了换他的同学许宪明背，许宪明背累了再换六叔背……半途有几户人家，天气晴好时总有一老头坐在门口晒太阳。他见着我总是笑着，像是对我们说，又像是自言自语：“今天这孩子又要人背了”“今天这孩子又不用人背了”。他总是穿着军绿色衣服，打着补丁，笑起来的时候露出少得可怜的几颗牙。我不嫌弃他，但也并不理会，面无表情地继续前行。累了，大家就坐在石阶上休息，这些台阶凹凸不整，但很干净，杂草就从石缝里钻出来。初夏，路边的芦苇花探出了光鲜的脑袋，在微风中摇曳着。
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我们急冲冲往学校赶，上课时间快到了，路上已见不到几个学生。走到一个岔路口，突然一头牛迎面冲下来。我本能地往旁边避让，但这庞然大物似乎是冲着我来的，撒开蹄子朝我狂奔而来。道路不宽，我吓得魂飞魄散，拔腿就往岔道跑。牛在后面紧追不舍，赶牛的人紧随其后，想拼命把它拉回来，但是没追上。岔道的尽头有一户人家，从门口窜出两条狗来，它们露出獠牙狂吠不已。我走投无路，吓得呆在那儿。戴着斗笠的牛主人终于追上来了，他一把拉住缰绳，牵着牛头也不回地走了。这时六叔也赶过来，责备我乱跑。我这才知道，原来牛不是冲我来的，只是想逃脱它的主人。
有时，六叔和同学会利用周末到上山砍伐杉树。先将砍倒的杉树去掉枝条，截出一段两米多长的树干，剥去皮，再削成木条，晾干。中午上学时，六叔把它从水尾扛到盖头卖了换钱。木材收购站的附近有家商店，这也是村里唯一的商店，购买日常用品在这儿，称为“百货”，意思是贩卖的商品很多。但我估计，哪怕把所有物品都罗列出来也凑不足百件。打酱油、买醋的人要自带瓶子。酱油和醋都用大瓮装着，揭开盖子，用一个长柄竹器舀一勺就是半斤，再通过漏斗流进瓶子里。在这昏暗的屋子里，各种气味飘散出来，混合着形成一股难以言表的古怪气味。
卖木条得了钱便可以在这买可乐，六叔先尝两口，剩下便是我的了。有时喝得太急，舌头便会被吸在瓶口，我吓坏了，忙把瓶子用力往外拉，舌头终于脱离了，并且发出“砰”的一声响。我想再次尝试，却怎么也不成；或终于被吸住了，却再也发不出之前那么响亮而神气的声音。
回家要经过一段马路，拐弯处有个大平台，过了这个平台就要一路往下走台阶了。这里视野开阔，居高临下，风光一览无余，可以望见层层叠叠的稻田、散落的村庄和蜿蜒曲折的道路，有时还能看到成群的麻雀“叽叽”地叫着从树梢飞过。一阵山风吹来，大有羽化而登仙之感，不胜惬意。
这是个极好的地方，如果那个妇女不在的话。还未到达拐弯处，远远地就听到她的呼喊。她先是喊一个名字，再喊一声：“你快来哦！”又喊一声名字，再喊：“你还不来！”她叫的是谁我不知道，其实是听不清楚，但那声音带着哭腔，顶尖锐、顶凄惨，让人毛孔倒竖。那个背影非常瘦弱，发觉身后有人，便会转过头来瞅瞅。每到此时，我只能加快脚步，尽快远离那个可怖的声音。听说那妇女的儿子走出村子谋生就再没回来，从此杳无音讯，是远渡重洋、辉煌腾达，还是客死他乡已无人知晓。于是她疯了，每到临近中午，就慢慢踱到这里，一声声、一声声地呼唤她儿子的小名，喊够了再慢慢踱回家去。
有几次她正往回走，与要回家的我迎面而来。我看她穿着破破烂烂的衣裳，蓬头垢面，眼珠子像是凝固了一般。远远地看见她，我就骤然紧张起来，生怕她突然发疯冲过来，好在马路很宽，她也并无恶意，只是样子吓人而已。
教学楼是用青砖搭建的，高高地耸立在一块大石头上，看着很有气势。青色的砖瓦、绿色的窗框，再加上青葱高壮的柳杉、红豆杉和樟树的掩映，显得很协调。其实整个校园就一栋两层砖瓦房——教学楼兼老师办公室，外加一个操场。教室里，一个略胖的女老师激情四射，用雄浑的声音让我们猜谜语：
“叮铃铃、叮铃铃，一头说话一头听。俩人不见面，说话都听见。”
这是书本上的一则谜语，老师问谜底是什么。小朋友们异口同声地喊出了答案：“电——话——”
我从没听说过电话，更没见过，一脸茫然。直到四、五年后，我才在村委大楼看到了那“一头说话一头听”的玩意儿。那是一部手摇式电话，联系在外的人，需要先打到乡里，再一层层往外接。但接线员并没有耐心，甚至因为嫌弃某个村子的人而拒绝连线，所以很少有人能够顺利打通电话。谁若有幸听到铃声响起，定会像听到自己中奖的信息一样欢喜，连忙抓起电话，声音颤抖地问对方要找谁。不论对方要找的人离得多远，接电话的一定会撒腿跑去叫人，并全程陪同，一脸羡慕地聆听他们的谈话内容。
有时，接线员觉得时间差不多了，便把线拔掉，他们的交谈便中断了。
也学习歌曲，现在印象已经很模糊，依稀记得有一首歌，内容是一个小朋友自诩小画家，各色彩笔一大把，画只螃蟹四只脚……我也没见过螃蟹，更不知道它有几条腿，但这位小朋友的一大把彩笔是非常令人羡慕的！女老师姓什么我已经忘记了，她削的铅笔非常漂亮，只需一把小刀，就能将铅笔削得光滑且粗细适宜。她常在教室里吆喝着：“还有谁要削铅笔？”
除了学习猜谜语和歌曲，也学习拼音和简单的汉字。五叔放假回家，偶尔也会纠正我的握笔姿势。有一次他检查我的作业，就在新家客厅的那张大圆桌旁，让我自己数一数吃了几个“好”。那时候老师评价学生的作业往往用“好”“中”“差”三个等级，我们把获得老师“好”的评价称为“吃了一个好”。我数了数，一共七个。五叔说，好减不算，只有五个。
祖父问我在幼稚园学了几个字，我默不作声。他就乐呵呵地讲起了故事：
“孙子刚放学回家，正在家门口扫地的爷爷就拿扫把蘸满水，在地上画了一横，问孙子：‘这是什么字？’
“孙子左看右看认不出。爷爷很气恼：‘一二三的一字都不认识？’
“孙子说：‘爷爷，爷爷！我们老师写的一字没这么大！’”
晚上，有时父亲让我们练习毛笔字。没有现成的墨水，要先在一方砚台上倒点儿水，再用墨锭磨出墨来。昏暗的灯光下，父亲先用自己的毛笔在纸上写一个小楷的“大”字，并教我如何握笔、蘸墨，然后就只顾誊抄自己的东西。父亲写字并不见长，甚至不懂起笔、收笔之道，对我的书写也没什么要求，能画出字来就行。我就用那支分了叉的小号毛笔依样画葫芦，在纸张上写满“大”字。开始写得很认真，不一会儿就越写越不耐烦，越写越大，很快就写满了一页。弟弟茂华写得更糟糕，画符一样地涂抹，展示出了连康定斯基都无法企及的抽象。
这一年无忧无虑，幼稚园就一名老师，偶尔请假教室便乱得不行。有时候高年级的同学下楼到幼稚园找弟弟妹妹，顺便耍个杂技——倒立，都会引来大家惊羡的目光。几个男生纷纷效仿，可没一个能倒立成功的。小朋友的倒立成了倒栽葱，屁股上粘了厚厚的灰，有时还撞疼了脑袋，可没人在乎，“嘿嘿”一笑就过去了。
一次，老师没来上课，教室乱得像战场。突然，讲台上站着个男的，个子高高，脸又黑又长，双手插在衣服口袋里。在我的意识中，男人应当把手插进裤口袋，女人应当把手插在衣服的口袋。如果男的把手插进衣服口袋，感觉太女性化了；如果女的把手插进裤口袋，感觉像是个男的。眼前这位双手插进衣服口袋的男人就是我们的副校长，全校唯一的男老师。大家吓坏了，慌忙回到座位笔直地坐好。副校长神情严峻，他用方言对我们说，今天老师家里有事，不能来上课，让我们在教室要保持安静，不要打扰楼上同学。
随后，副校长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往年，有一个孩子非常贪吃。有一天他看见一片菜瓜，想吃得很，口水都流了下来。”他扫视了一下班级，顿了顿，为了营造气氛，还夸张地将两只手掌尽可能地上下拉开，比了一个高度：“口水流得有这么长……”小朋友们吃惊地瞪大了眼睛，大家谁也没见过流这么长的口水，都哈哈大笑起来。副校长也一改之前的严峻神态，张嘴微笑着，露出两颗兔牙，看着又有点儿不像微笑。要知道，这是我有史以来听到的最好笑的故事，虽然也是以“往年”两个字开头。
在所有可以生吃的蔬菜、粮食中，我对西红柿这种新奇的植物印象深刻，有黄、有红、有绿，油光发亮，但那种浓烈奇特的味道似乎比今天的要浓烈得多。父亲曾种过一畦，产量很高，可惜大家都很嫌弃，也就不再打点，以至于渐渐荒废，最终连那块菜地都被芦苇侵占了。几年后我才认识了副校长说的“菜瓜”——有的农民将它们放置在早上用来装大粪的木桶里。这时，我竟然把“菜瓜”理解成了“红薯”。我对生红薯没有多大食欲，但仍旧咽了几口唾沫，还想象出了一畦红薯的画面，想象出了那个孩子流口水的样子……
后面的故事情节和结果我已经忘记，好像是孩子偷吃地瓜，被人一顿毒打后死了，并得出不能偷别东西之类的教训吧！现今看来，这个故事也许是真实发生过的吧！副校长讲完故事又叮嘱几句就走了。大家端坐着扭头目送，好像有点儿留恋，又像是希望他快点儿走。没过一会儿，小朋友们就陆陆续续离开座位各玩各的去了，教室又重归混乱。之后，虽然也偶尔有老师进来吼一句，但小朋友们并不买账，也没有老师再来讲故事了。
盖头村海拔高，春天云缭绕，空气潮湿，玻璃窗上经常会结出小水珠。下雨天出不了教室，下课无趣，大家就在玻璃窗上涂涂画画，上完一节课又结出一层，可以接着画。操场上并不铺煤渣，都是黄土。若非不得已，大家是不到那儿去的，脚踩在上面会带出一层厚厚的泥，粘了泥的鞋子又重又滑，只能找个台阶，抬脚把这层泥刮掉。操场到教学楼之间正好有两个台阶，这儿就成了大家刮泥的理想之地，刮完了还要把脚在走廊上用力地跺几下，老师们对此非常嫌弃。也有人脱下一只鞋，在一块大石头上用力敲打；待黄泥都去得彻底了，再换另一只。
天气放晴就要到操场做广播体操，教学楼正对着操场，学生按年级从低到高排列，面向教学楼。经常停电，广播播放不了，就安排一个高年级的男同学站在二楼走廊正中央喊口令：“跳跃运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做完操还可以疯跑一会儿。几株大树站立在操场正中央，树形苍劲优美，树干上布满苍苔。大树参天，比教学楼要高出很多，有的树枝延伸到了屋顶，瓦片上有落下的叶片和圆球状的小果实。延伸出的树枝有一根已经坏死，我天天关注它，很希望它突然断掉，并且能砸到屋顶的瓦片上，但是直到我上完幼稚园也没见它断掉。多年后当我再见时，那根枯枝连同支撑它的一大根枝丫已不见踪影。我也常常像诗人一样在树下徘徊，时而抬头仰望繁茂的枝叶，时而俯身捡拾落下的果子，或用脚把坚硬的果实碾裂开来，有时还把右手掌抚在粗糙的树干上绕行。雨天可以看见水从枝叶上滴落下来，在地上形成一个个很小的水坑。有时雨水还会滴落在脖子上，顺势流进后背，又冰凉又湿黏。
小朋友们喜欢绕着大树奔跑，偶有摔个狗啃泥的也不在乎，爬起来拍拍身上的泥土继续冲跑。或有两个只顾跑却撞到一起的，随后便会“哇”地传来惊天动地的哭声，从第一声“哇”结束到第二声“哇”开始之间停顿的时间很长，不知情的人还以为发生了极其惨烈的事故。但这“哇”声持续减弱，最后变成抽泣，不一会儿就止住了。如果事情严重，老师就把他们喊来各批评几句，事情就算完美解决了。
操场的一端立着个大大的架子，架子上方的横杆被钻了两个大孔，两根竹竿从孔里穿过，平行地插到地上，整个架子就像一个奇特的神坛。高年级的同学站在架子正中间，左右手各握一根竹竿，猛地一跳，猴子一样左右手交替着往上爬，到了架子的顶端，就倏地滑下来。有时下来得太急，一屁股摔坐在地上。一旁的同学并不扶他，只是望着他哈哈地笑。几个女生甚至捂着肚子笑弯了腰。在我看来这是很不适宜的，男同学出了洋相，女生应当矜持地装作没看见默默地走开，顶多掩面而笑，定是不能驻足停留的。摔倒的男同学似乎并不介意，反而更来劲了，自己一骨碌爬起来。我也爬过几次，但是两根竹竿很粗壮，间隔又远，根本不能像他们那般潇洒，只能抱住一根往上爬。竹竿很滑，我手脚并用，使尽了吃奶的力气也爬不高，没两下就滑落下来。
操场后边连着一片斜斜的树林，树很多，枝叶密得不见阳光，都和操场的树一样高大，树下的杂草却没了，都被蹦跳冲跑的同学踩得稀烂。雨后初晴，在这玩耍可得分外小心了，一个趔趄就有可能让你飞出老远，甚至屁股开花！
上课时间到了，陈卓兰校长从办公室里走出来，站在刚刚喊口令同学的位置上，从腰身后掏出随身挂着的哨子威武地一吹，大喊一声：“全部回教室！”于是大家汗流浃背地纷纷往自己的班级跑。我很想拥有这样一个哨子，很想像陈校长一样神气地吹，当然不是在学校。有一次，我远远地看见陈校长的哨子是金属做的，闪闪发光。
陈校长个子不高，戴着一副度数很深的眼镜，镜片上显现出一个又一个圆圈，以至于我无法猜测出她的大致年龄。她是我见到的第一个戴眼镜的人。幼稚园放学比较早，下了课我就到楼上五年级教室门口等着。有时天气冷，陈校长便让我进教室避避寒，有一次还把她的火笼给我取暖。二楼的栏杆是木头做的，用长条形的木棍分隔成一个个格子。一个春寒料峭的下午，我百无聊赖，于是尝试着把脑袋从格子里伸出去，缩回来；再伸出去，缩回来……我一个格子一个格子地试过去，兴味盎然。有的格子略窄一些，这下好了，伸出去的脑袋无论如何都缩不回来了，却又不好意思哭，只得左右手各把持住一根栏杆，像个即将被砍头的囚徒。绝望之际，陈校长发现了，就笑呵呵地帮我把小脑袋毫发无伤地推回来。
一次放学时，下起了小雨，我们没带伞，就把报纸折叠成一顶帽子戴在头上遮雨。有时我不打招呼自己先跑回家，六叔急得到处找。
上了一年幼稚园就升入一年级了，我上完小学一共换了五所学校。不过，这些学习之地如果全都称为“学校”是不太妥当的，比如上一年级的地方其实是水尾村的仓库，称作高地小学。
仓库有两层，与盖头小学相比，离家近多了。顺着一旁的楼梯往上走，就到了上层。上层有一个很宽敞的空间，旁边还有几间小屋。这里平常都闲置着，空荡荡的，偶尔用来充当戏台或置办酒晏。
一年级就在这个大空间里上课，二、三年级则在一旁的小屋里。二楼光线很暗，没有电灯，只从木板墙缝和小窗户透进点光。地面是木板铺成的，有些钉不结实，踩上去吱吱作响。每到下课就好似万魔洞失守，成群结队的学生跳绳的、追逐冲跑的、上下楼往返上厕所的，声音很大。下雨天，村里的老人不出工，都聚在这儿聊天、讲故事，楼上震天动地，楼下的心惊肉跳。老人们轮流上楼视查情况，轮番苦口婆心地说教，只想感化这些生性顽劣的猴子。可是大家都在乎，反而跑得更欢了！终于，一个白发苍苍，体格有些硕壮的老人冲到楼上厉声呵斥。面对从天而降的照妖镜，群魔立及作鸟兽散。可老者的前脚刚踏出门，后面的同学就像出洞的老鼠，一个个探头探脑又出来了。
仓库横跨小河，下大雨的时候水量激增，浑黄的水从上游奔涌而下，裹挟着枯枝败叶从楼下穿过，浩浩荡荡地向下游奔去。有的人家在河岸边种上南瓜、葫芦，甚至把瓜架搭在河面上。那些南瓜、葫芦长势良好，一些藤蔓延伸到瓜架外，垂到了河面上，在洪水的冲击下有规律地点着头。这时候可以撕下作业纸折纸船，并一只一只地投进激流里，看它越漂越远，或被洪流吞噬。也有用大张报纸折叠的，吸水性太强，大而无用，漂不远就沉没了。也有不会折或没耐心的，就把作业纸撕成碎片撒进水里，并大声吆喝着，却并不能引得旁人的关注。
随流水漂向远方的不仅有小纸船，还有那段记忆。没多久，应该是半年之后吧，“学校”就迁移到了底蔡村的一个土堡。
黑板是用几块木板拼成的，再涂上黑色的油漆。老师把阿拉伯数字写在黑板上，从“1”写到“50”，占据了大半块黑板，令人望而生畏。父亲要我背诵乘法口诀，我说班上同学也不会。所谓读书，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不过是挨日子，有人玩得太疯狂，直到上课了才发现书包还挂在哪棵树上。桌面空空如也，他像只无助的鸭子东张西望。老师发现了，盯着他问：“书呢？”
他不好意思回答，把头埋得低低的。同桌掩着嘴笑他，并把实情告诉了老师。
“读书读书，书包都能读丢！”老师白了他一眼，继续讲课。
一下课，忘拿书包的同学就像屁股着了火似的往外跑，没过一会儿又兴冲冲地回来了，把取回的书包塞进抽屉，仿佛得了什么大便宜。
盖头村民用方言叫别人的名字时一般不带姓氏，不过，提及自己厌恶或鄙视的人却常在后边加个缀。这些后缀有表示胖的“冻”“块”，表示稀里糊涂的“嘟”，表示邋遢的“屎”“屁”，表示一无是处的“渣”，表示土气的“佬”，表示不务正业的“仔”等等，丰富多样，有十余种之多。后缀与其人特点之间并无本质联系，有时甚至并不为了表达鄙视之意，只因叫着顺口。什么人配什么后缀，大体依据名字的平仄，这几乎是约定俗成的，比如名字都是仄声的，后缀一定是平声；名字都是平声的，后缀一定是仄声。小学生似乎天生就掌握了给人名加后缀的技能，因此，他们不允许自己厌恶的人叫他们的名字，否则会损耗自己的名誉。同学间有了矛盾，打得过的大体用拳头说话；打不过的，就把仇家的名字写在小纸条上，丢进粪坑里，再咒骂两句。但是，谁若对长辈，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大不敬，大人立刻就拉下脸来斥责道：你怎么能这样乱说，小心雷公！
发作业本同样简单粗暴。发作业的同学高呼着本子主人的名字，三个字还没喊完本子已经飞出去，从最前排飞到最后一排。发本子的以砸中对方的脸为第一要务——砸中了，便功成名就；砸错了，少不了挨一顿臭骂。准确地砸到本子的主人似乎是一项必须掌握的技能，否则没资格发本子。
偶然间，我发现语文老师把“批评”写成了“批抨”，能发现老师的错处实在是高明，并且三生有幸。可惜这位“高明”的小同志的学习成绩并不理想，一年级上学期语文、数学分别是70分、60分；下学期更精彩，语文、数学两科都是60分，估计这六十分也是老师半卖半送的；上了二年级就再见不到用黑色笔填写的成绩了。那是老师填写成绩，及格的用黑笔，不及格的用红笔。我的成绩单上，总是红色多，黑色少。平时喜欢热闹，但发成绩册的那天要尽可能远离人群，以免被问及成绩而尴尬。一次考试，可能是半期考吧，语文成绩四十多分，父亲非常生气。但我更怕他看见那张考了9.5分的数学试卷，出人意料的是他对我的数学成绩颇为满意，说：“嗯，数学还可以，能考95分；语文要努力。”他并不细看。
土堡的墙壁用黄泥夯实，上层是教室，下层是闲置的屋子，也是我们的乐园。虽说是“乐园”，玩的游戏却并不高雅，甚至很粗俗。这里尽是堆积得厚厚的粉尘状的黄土，男孩子们最喜欢做的，就是从什么地方拆一块短一点的木板，下面垫一块方砖，在木板的一端堆放黄土，越多越好；再找来一块大石头，趁人不备用力砸向木板的另一端，“啪”地一声巨响，黄土就飞溅起来，一直冲到天花板上。恶作剧砸石头的早已趁势溜之大吉，那些躲闪不及的落得一身灰，只得屏住呼吸，没头苍蝇似的四处寻找出口。
女生就在一小块平地上踢毽子。这种自制的毽子很大，可以用纸做，也可以用塑料。找一本不太厚的书，横向剪成条状，但不要剪断书脊，折叠起来，再把书脊用绳子捆扎牢固，理成蓬松的球状，一个毽子就做好了。玩的时候把它踢得高高的，要高过头，以数量取胜，输了的就要“喂”赢的“吃”。输家低三下四地把毽子抛到赢家跟前，赢的就一脚把它踢到远处；输家又忍气吞声屁颠屁颠把它捡回来，再“喂”给赢家“吃”，赢家又一脚把它踢飞……如果输了的态度不好或“喂”得不够标准，赢的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进食”，输的就白忙乎这一回了。大庭广众之下，这种游戏是女生的专属，男孩踢毽子是要被同伴取笑的。但是私底下，这些取笑他人的男生却照样玩得兴味盎然。
学校也有操场，那是五叔他们上学时带着锄头挖平的一块空地，离教室有点远，并没有人到那玩，况且我们不上体育课，也不做广播体操。久而久之，操场竟被附近的村民据为己有，用来种地瓜青菜了。
六一节到了，真是个好日子，可以分到糖，还能请村班干部来讲故事。可惜村干部讲故事并不高明，他想教导我们不要去悬崖边玩耍，但不小心编成了恐怖小说。他把衬衫的下摆扎进皮带里，挺着鼓鼓的肚子，用略带沙哑的声音说，有小孩在盖头桥附近的悬崖边玩耍，坠崖摔死了，所以半夜三更常常会传来小孩“哇哇”的哭声……我多次到过那一带，虽然从未听到过类似的哭声，但还是有点心悸。现在想来，那极可能是娃娃鱼的叫声吧！后来，我听说那附近的洞穴里住着一种邪恶的鸟，它们能变成透明的人，都戴着红帽子。我们只能看见红色的帽子悬在空中，它们走动时，红帽子就跟着移动。它们还喜欢迷惑过往行人，使人失去知觉。甚至有同学说，他的祖父曾被那种鸟带到了悬崖边上，幸好及时清醒过来。但它们怕火，若想避免被迷惑，只需点燃一支烟。
那一年，村里要开通从水尾到底蔡的公路。山很陡，道路拐弯抹角，马路必须绕到上黄村的上方。上黄村好似泥土也跟着村子姓，尽是黄土，很疏松。住在下边的村民可不愿意了，他们担心引发山体滑坡，于是和挖马路的争执起来，甚至有村民拿来席子，躺在地上阻止施工。中午，我们早早地赶来看热闹，凑热闹是很重要的娱乐方式。我们都很希望他们能打起来，哪怕互相推搡几下也行。但他们都是一个村的，彼此熟识，挖马路的又都是身强力壮的后生，双方只是理论却并不动手。最后，大家感到无趣，等得不耐烦，就都上学去了。没过多久，道路顺利开通，就从土堡门口经过。
二年级，“学校”搬到了上黄村的一座砖瓦房内。砖瓦房也是上下两层，上层教室，下层堆放杂物，有时还临时住着外地来修筑马路的民工。
学生不多，教室狭窄，发本子用不着费力地甩，自然也少了砸人脑袋的乐趣。年轻的女老师在教室前面讲课，住在楼下“好学”的民工闲着无事就跑上来“蹭课”，羞得女老师满脸通红。
下课仍然是放飞自我的时候，游戏却丰富了起来。
有一种叫“挤油”的游戏，最适合在大冷天玩。只待老师喊一声“下课”，大家就迫不及待冲到楼下。墙根中间站一大个子，其他人往左右两边依次排开，使劲儿往中间挤，大家“嘿呦——嘿呦——”地喊着口号。有的被挤出来，又自觉地排到后面继续挤。墙壁是青砖垒叠的，缝隙间填充着白灰，粗糙得很。好在大家都穿着像青砖一样粗糙的布料衣服，怎么磨都不破。挤上几个回合，大家就都暖和了。上课口哨一响，中间的人突然抽身，两边的就一齐往中间倾倒，嘻嘻的笑声在校园上空回荡。
还有一种游戏危险性就比较大了。在场地上划出一条线，把人平均分成两组，分站两侧。两边的人左抓右挠，都努力要把对面的人抓过来。一旦哪个倒霉蛋被人捏住了手腕或是扯住了衣服，相互之间就纠缠在一起，于是双方都集结人力，展开一场抢人大战。有的人被双方各拖住一只手，疼得只能大喊“死了、死了”，于是双方都自觉遵守规则，松了手，这人就算是“牺牲”了。也有被拉拽得不雅的，这一方的抱住他的身躯，那一头的拉住他的小腿，人多手杂，一起用力，裤子就被脱拽下来，露出两片屁股瓣儿。但这是一位勇烈之士，岂是肯轻易屈服的！于是双方继续争夺，直到被对方一把拖了去，直到同伙的手里只抓住他的一只鞋子。大家都嬉笑着，还有人趁机在他白白的屁股上拍一掌。勇士虽死犹荣，一边提起裤子一边大喊:“我的鞋呢？我的鞋呢？”有时候双方正处于胶着状态，只听得“嘶”地一声清脆的撕裂的声响，就知道一定是衣服被扯破了，双方立即偃旗息鼓，笑声也收敛了许多。被撕破了衣服的，脸上流露出难过的神色，毕竟回家是少不了挨一顿骂的。
最经常玩的，要数“抓人”的游戏。先黑白配选出人来，一部分负责抓，其他人只顾逃。黑白配开始了，十几甚至几十个人一呼啦就围成一个圈，里三层外三层，以至于许多人根本看不见里头的情况，只是把手伸进去比划着，一阵吆喝之后，人就已经选好了。负责抓人当然是辛苦的，每到选人的时候，我就浑水摸鱼，只把身子凑近人群却并不伸手。待到人员都分配好了，我便以看不见为由，问旁边的人谁负责抓人。他们就说出一连串名字。
下课时，老师们倚靠在二楼的走廊上天南海北地聊着，不看表，也没有时间观念，感觉聊尽兴了，就掏出口哨吹一声准备上课。
每年三月初三都要迎神、做庙会，一般持续一个礼拜。这时候，与学校一墙一隔的上黄村礼堂便成了全村最热闹的地方。众人敲锣打鼓、前呼后拥地把菩萨请到礼堂正中央端坐着，放过一串鞭炮，便开始咿咿呀呀地唱戏。村里有个戏班了，不知唱的是什么戏种，操着一口谁也听不懂的语言。一些经验丰富的老戏迷便不厌其烦地向旁人介绍故事情节。戏班子人手不够，有时演员不上场，就在后台拉二胡。乐器也很有限，大约就是锣鼓、二胡、唢呐，演到热闹或激烈之时，所有乐器就一起响起来。
教室里，戏班子吹拉弹唱的声音不绝于耳，女老师总是抱怨着：吵死了，吵死了！这期间，只要清闲的人大体会来此听戏。但与其说是听戏，不如说是到此聚集聊天。伴着喧天的锣鼓，老太太交互咬着耳朵，聊得更加有兴致。下课时间，小孩子们自然也喜欢往这儿跑，只把礼堂搅得鸡犬不宁。更有一些调皮的，趁人不备偷跑到更衣室，挂上一副髯须自我欣赏。或趁中场休息时偷扯一件大龙袍披上，再突然从幕后跳到戏台中央手舞足蹈，像只身着皇装的猴子。戏班子的人发现了，赶紧把他拉到后台并一顿训斥。可这孩子并不十分害怕，胡乱脱去龙袍，像当了一回皇帝似的喜滋滋地从台上走下来。其实，何止小孩子对龙袍充满兴趣，祖母就曾亲口说过，她也很希望能穿一穿戏服、戴一戴戏帽。
有一段时间，肝炎病流传甚广。盖头村与外界鲜有交通，并未受此影响。不过，学校仍然熬煮了几大桶中药，让同学们分着喝。中午，大家从家里带来搪瓷盆、杯子，用它盛满棕黑色的药汤，大口大口地喝起来，简直像喝饮料。
放学时心情总是大好的。学校正对着一片开阔的稻田，稻田中央立着一根电线杆，杆上绑着个大喇叭。每到中午十一点，大喇叭就准时响起，先是“铛铛铛”地一阵音乐伴奏，然后就开始唱了：“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听着激昂的歌，望着绿油油的稻田，自豪感油然而生。有时候也唱“月亮走，我也走，我送阿哥到村口……”但我并不很喜欢。有时候唱着唱着，突然切换出一个声音：“底蔡的水满快来盖头开会！底蔡的水满快来盖头开会！”
这所学校确是结识“英雄豪杰”的不二之地。有位长我一两岁的仁兄，脸上疤痕累累，仿佛刻上了甲骨文，脑袋上顶着两个螺，这两个螺使得他的一撮头发永远像公鸡尾巴似的翘起来。有一次，甲骨文同志闲来无事，一个人在上黄村仓库溜达，对梁柱上并排的两根电线产生了浓厚兴趣。他爬上架子，用手捋了捋左边那根线，没事！又捋了捋右边那根，仍旧没事！他兴奋起来，撸起袖子，打算左右手各握一根继续捋，可手刚碰到电线，一股电流就遍布全身。幸好他从架子上摔倒下来，否则强大的电流怕会要了他的命！
另有一位仁兄年龄与前一位相仿，脸上也是伤痕累累——这是“英雄豪杰”的标配。关于他的传奇故事更多，最有名的有三件。第一件是某个秋天的中午，他约了几个同伴上山捡拾板栗，捡够了准备回家，隐约发现草丛中有根头。勤快的他便打算把那根木头扛回家当柴火烧，没想到竟掏出一颗人头骨，吓得他丢下头骨，撒腿就跑。第二件，是他竟把手指伸进正旋转着的打谷机内，结果被绞断了一根中指。这可以从他那根残缺的中指得到验证。
第三件事更有可读性！那是一个傍晚，他和同学在林子里玩，甚至爬到了树上。天色渐渐暗下来，他大呼“不玩喽——回家喽——”，从树上一跃而下。遗憾的是，他久久地很痛苦地蹲着，站不起来了……同伴急忙赶来查看，这才发现一根很锋利的竹子插进了他的下裆。大家都吓坏了，急忙跑到他家报信。他爸匆忙赶来，连夜把他背到乡卫生院。这件事就传开了，有的说他小便的东西被竹片割得只剩下一片皮了，有的还担忧他今后怕是不能传宗接代了……事实证明，所有的传言都夸大其词了。我还在读师范的时候，有一次回家路过他家门口，远远地，他就以从未有过的热情向我打招呼，怀里抱着个娃娃，大约还未满周岁吧！
高地小学只开设一到三年级，读完三年级又转到盖头小学读三年级，因为成绩糟糕被要求留级了。这对于那时的很多学生来说是家常便饭，好像不留级就算不上一个真正的学生。甚至有家长主动要求留级的，他们嫌孩子到盖头小学读书太远了，倒不如在上黄再读一年，等到了年龄就下地干活。在这些庄稼汉眼里，把孩子培养成一把劳动好手远比多识几个字要实惠得多。之前同学大多辍学，被拉到地里干活去了，因而原先班级到盖头小学就读的并不多。
此时，六叔早已经进城读书，也难得回家。可我不愿意再继续上学了，自认为成绩太差，定会在新学校抬不起头来。父亲说，不读书，下地干活你会吗，犁田会吗？我犹豫了，太阳那么毒辣，的确是吃不消的。此时，小学学制已改成六年，想想还得在学校呆四年，不胜忧虑。
父亲又说，读完了小学还要读中学。我竟急得哭了，说我最多只能读完小学。
之前在底蔡、上黄学习是从不听课、从来不做家庭作业的。记得一个春天，父亲和母亲都在外地挖竹笋，祖父和祖母又都去了兰州，只得请外祖母来照顾我们兄弟俩。晚上，我把课本和作业掏出来，摆在桌面上做做样子，不一会儿再收回书包去，作业就算“做完”了。对此，老师也并不理会。到了新学校，读书不得不积极一点。每天天才微微亮，父亲就把我和茂华拎起来晨读。我睡眼惺忪地掏出语文书小声地念着，前面的课文都是优美的小散文，而且插图是彩色的，自然有兴趣，能倒背如流了；后面的大多是故事，而且插图是单一的粉红色，读过几遍就没了兴趣。
读过一会儿书，吃过早饭就约上邻近的堂哥文显等人一起去上学。一路上，上学的同学越汇越多，大家说说笑笑，谈论着粗野的话题。春夏之交，沿途常有农民挑着大粪去肥田，臭不可闻。大家称之为“飞镖”，见了“飞镖”，要么绕道而行，要么掩着鼻子拼命向前跑。
有时还能遇到一个瘦小滑稽、亲和的老头。大家没大没小地直呼其名，他也毫不在意，让他表演个魔术，他就把锄头放下，猛地吸一口烟，鼓起腮帮子，然后用双手拍打脸颊，一边拍一边“呜呜”地发出声来，烟就从嘴里喷出来，像一列刚钻出山洞的火车。
上学的路上，我们总希望能遇着他。他还表演过“断指”的魔术：“看清楚喽！五根手指都很完整，现在我要把其中一根手指拉断！”说着，他把两只手搭在一起，把一根食指往另一只手的方向拉，一边拉一边“好痛、好痛”地喊着。我看那根被拉扯的手指渐渐分离开，就只剩半截了，另半截被另一只手捏着完全分开了。“现在，我要把这半截手指安回去。”他又是“好痛、好痛”地叫着，那半截手指就归位了。他表演得太像了，引得我们赞叹不已。但他每次只表演一个魔术，总是不待我们从他精彩的表演中回过神来，就扛起锄头，头也不回地走了。
数学老师教我们打算盘，同学们都抱着个算盘到学校。经过反复练习，我不仅能把口诀倒背如流，还能把算盘拨得“啪啪”作响：“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去二、四下一去五进一……”但学习仍旧很吃力，有一道题要求用“释”字组词——我当然不会，借助字典，填写上了“如释重负”。
“你叔叔那么会念书，你怎么就这么差！”语文老师看了看我的“如释重负”，在上面打了个叉，“什么‘如释重负’，乱写！”就是那个把“批评”写成“批抨”的老师，当然这是不能怪她的，当时的老师都是代课的，直到许多年后才转正，文化水平并不高。即便如此，他们仍然很受村民敬重。我祖母曾多次对六叔说，要他读完中学就到村里教书。但六叔志不在此，总是很不屑：“教书教书，你就知道教书！”
“教书哪里不好？你看隔壁的阿鼻（我五年级时的语文老师），上午教书下午做凳子卖得赚钱，放假还不用上课……”
四年级一次半期考试，老师让男女生搭着坐，和我同桌的是一个漂亮女生，大家都叫她“阿妹”，她哥哥可是个调皮的“美猴王”。一个中午，他骑坐在学校二楼的栏杆上，不慎掉下来摔伤了腿。我生性较为腼腆，更小的时候亲舅舅来做客，是要躲起来的。这是我第一次和女生同桌，羞得满脸通红、手心冒汗，考试时只坐了住半个屁股。
铅笔一分钱一支，节俭的同学用到只剩一小截时，就把它套在一根竹管里继续使用。男同学纷纷效仿，有人甚至把一支完整的铅笔削为数截，再套上竹管，好像用这种笔写的字能开出花来。在城里上学的五叔给了我一块很大的橡皮，得花一角钱。第一次见到它时，与两分钱的橡皮相比感觉像块砖头，几年都用不完，可在上五年级时被我弄丢了。笔盒是金属的，用久了就锈迹斑斑，盖子的内侧印着乘法口诀，数学考试时可以“参考参考”。后来又流行皮质笔盒，利用嵌入的一小块磁铁把盖子吸住。但是中看不中用，不出半年，盖子就折断，以致于身首异处了。那时候流行喝“人参蜂王浆”，每盒十二支。喝完后也可以用这盒子当笔盒。
三年级留级了一年，我对此耿耿于怀。偶然听到有“跳级”的说法，就是学习成绩特别优异的学生可以跳过一个年级。我来了兴致，不好意思说出口却牵肠挂肚，然而并没有领悟到好的学习方法，甚至体会不到勤奋的重要性。四年级期末考试前的一个礼拜竟为“跳级”之事难以入眠，晚上躺在床上，听着古老的钟“铛铛铛”地敲了十下，一下，十一下……睡梦中还想着跳级的事。
成绩虽然有了起色，但还是得一步一个脚印地来，跳级的梦想最终破灭了。不过，五年级时老师居然指名要我当班长！这是我第一次当这么大的“官”，虽然班长只是挂个虚名，几乎不用管理班级的任何事务，但仍然感觉到走路时脚下生风。我曾经翻看过班上许多同学的成绩册，对比之下，自己的成绩从一、二年级的四、五十分提高到那时的七、八十分，再看看班上其他同学从一、二年级的八、九十分降到六、七十分，我感到十分得意，以至于突然“志存高远”，有一次竟大言不惭地对好友许戊权说，说不定我以后能像毛主席一样成为国家主席。他们的嗤之以鼻自然被我视为妒忌，多年后我想起昔日的“豪言壮语”，眼前似乎浮现出陈胜高喊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波澜壮阔的情景。
曾有段时期，每生一个孩子便可以得到政府五角钱的奖励。后来实行计划生育，又不让多生了，超生的还要罚款。抓计划生育的若打探到谁家违反了规定，便找上门来，把怀孕的妇女抓去做流产手术；执意不肯现身的，就要被掀去房顶。为此，一些妇女怀了孩子后便神神秘秘，东躲西藏，听到有陌生的说话或有小车进村就更加慌张起来。放学时，我们曾在盖头村委门口看见有人爬上房顶，用锄头把瓦片推落到地上。房子的主人，应当是怀孕妇女的婆婆吧，在一旁边哭泣边制止。屋顶上揭瓦的人似乎也很为难，干活儿很不卖力。
这样的情形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与此同时，一个谎言也应运而生。一个炎热的中午，我来到学校比平时稍晚了一些。此时，教室正笼罩着一股令人不安的气息。大家面露恐惧，交头接耳，都在谈论一个关于“打针”的话题。一打听才知道，有传闻说中国人口太多，光靠计划生育还不行，便有人派出了一支“打针”队伍，见到小孩就按住打一针，被打了针的人必死无疑！他们还说，家里有兄弟姐妹的，是打针的重点对象，更骇人的是打针的人已经到了峡阳，今天下午就可能抵达盖头村。正讨论着，班主任匆匆走进教室，他认真地对我们说，今天如果你们见到陌生人一定要往树林跑；如果上课时有陌生人进来，你们不用听老师指挥，也只管撒腿往操场后面的树林里跑！
但是，那天我们并未见到陌生人。
平时晚上家中客厅的大门都虚掩着。当天晚上，我第一次看见父亲给门上了闩。
就这样不安地过了几天，大家并没见到陌生人，更没见到陌生人来打针。渐渐地，谣言没人再传了，大家悬着的心这才放下，大有死里逃生的喜悦。
语文老师向大家推销校徽：“你走在路上，别人也不知道你是哪个学校的。戴上校徽就不一样了，人家一看，哦——盖头小学。不就知道了吗？五毛钱一个，也不贵，大家都买得起……”大家都很喜欢，可始终没人买。
课程单调得出奇，上午都上语文，下午都上数学。上课了，语文老师拿着一叠书本走进教室，随即坐在板凳上，打开书照本宣科开始讲课：“呃……这篇课文呢……呃……”天冷的时候他就双掌合拢，插在两股之间，一坐就是一节课，只有在板书的时候才站起身。
上面有人要来听课，谁谁谁回答什么问题，老师都事先安排妥当了，而且还难得地进行了课前师生问好。老师向我们问好的时候耸着肩膀，笔直而恭敬地站着，样子有点滑稽，我不禁暗自发笑。那天上的是《小英雄雨来》，但课上老师并没有安排谁回答问题，只顾自己讲。我突然来了感悟，要举手发言！这好像是我生平第一次举手发言，是盘古开天辟地以来的大事。我憋红了脸酝酿了好一会儿，一激动手就不由自主地举了起来。沉寂了大半节课，终于有学生要发言，而且是主动举手发言，老师很高兴，问我有什么要说的。
我站起来说：“雨来对待敌人就像对待老虎一样。”我们之前学过课文《唐打虎》，讲了姓唐的祖孙俩为民除害消灭老虎的故事，老虎偷食家畜、伤人性命，是大家所痛恨的。
我说得很快，声音又小，但老师还是听清楚了，或者是猜明白了。真是言简意赅、字字珠玑！我感觉后面同学有点骚动，孤苦无助的语文老师抓住这个“闪闪发光”的答案一通表扬：文通的答案，呃……虽然怎么样，但是，呃……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我在盖头小学读了三年，老师就上了一节音乐课，那已经是大发慈悲，天大的恩赐了。数学老师陈明玉来自大洋乡，年轻漂亮又温柔可亲。她粗通简谱，自己先咿咿呀呀地学，然后教我们唱。唱的是电视剧《珍珠传奇》的主题曲：“……达理又知书，备位东宫主……”大家一起唱起来，兴致很高，声振屋瓦。我早就会了，而且感觉唱得很好，就和一位同学躲在另一间教室不去上课，一边若有所失地听他们唱，一边嘲笑他们唱得有多难听。
陈老师对工作很负责，但我的数学却并不理想。一次上到“四舍五入”，无论如何我都学不会，陈老师私下教我，仍是不会。那时的学习是非常轻松的，老师很少布置家庭作业，也并没有什么练习册，但期末考试前陈老师会油印一些练习让我们完成。
油印材料可是件麻烦事。先要在蜡纸上写上作业题目，把蜡纸固定在油印机的网上，下面垫上白纸，再往带柄的滚筒上蘸点油墨，在网上用力滚压，一份材料就印好了。蜡纸是油性的，不渗墨，书写时能把蜡刮去，油墨就透过书写的笔记印在白纸上。每印一张，滚筒只能刷一次，否则会出现重影；油墨的多少、刷滚筒力量的大小都要把控好，不然印出来的文字不是太淡不明显就是糊成一团。印好一张就抽去一张，一人印刷一人抽纸，单人操作很不方便。有时陈老师会留下几个同学帮忙油印作业材料，虽然是脏活累活，我们却乐此不疲。
有的老师来自外地，平时就住在村委的宿舍楼里，生火做饭多有不便，副校长要求每位同学自带一捆干柴送到村委食堂。大家满口答应，甚至有人说送两担都没问题，但最后付诸行动的却寥寥无几。当然，老师们自不用担心，早有热心的家长把自家的干柴送来了。
每周上课五天半，周六上午偶尔有一节体育课，没有球框，我们就在操场上扔球。还可以打羽毛球，羽毛几乎要掉光了，像个脱毛的孔雀，球拍也破得不像样，但是大家照样玩得很尽兴。
每天下午上课前二十分钟是写毛笔字时间。大多数同学都自觉地拿出毛笔在方格纸上认认真真地写起来，有同学的墨水瓶刚拧开盖儿就释放出一股难闻的气味。老师并不进教室，也有人拿出彩笔画画；或掏出铅笔边画边念念有词：“一个老公公，欠我两个蛋，他说三天还，四天还不完。把他的门关起来，再加上两把锁。”一个造型古怪的老头就画成了。
学校突然要求体育测试，考试的项目是跳绳。虽然大家把跳皮筋的游戏叫作跳绳，但与学校要求考试的跳绳完全不一样。这个两头带柄的家伙我无论如何都用不顺手，双手分别把持住跳绳的两个柄，跳一下把脚绊住，再跳，又把脚绊住，急得脸上火辣辣的。课间休息时，我来到操场练习。就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有如神助，呼呼地甩起绳子跳起来，旁边的几位同学惊呆了，就帮着数数。我不间断地跳着，只感觉双腿越来越沉重，越跳越慢，越跳越没力气……听他们数到109时，我使尽全力气凑个整数，跳完最后一下就累得趴下了。
那天中午放学，只感觉腿已经僵硬了，每迈一步都很吃力，但还是得坚持着走回家。阿鼻老师和我们同行，说：“文通，今天跳绳突然这么厉害！”说着，友好地把手搭在我肩膀上，那一刻我险些滚下台阶。
平时放学，大家就成群结队地回家，这时候不用再担心疯子，估计是死了吧！沿途大多是台阶，走惯了这样的路，我们三步并作两步往下冲，解放鞋踩踏在石板上，发出“哒哒哒”的声响。我看到那位九根手指的仁兄，把带子长长的书包甩到后背上，撩开长腿，眼睛紧紧地注视着下前方，那样子就像一副极具夸张色彩的漫画。到了岔路口，大家就分散开去。天气晴好的傍晚，可以选择不同的路回家，沿着马路一直走，可以看到日落，秋天还可以到林子里捡拾勾栗。
勾栗的样子和板栗差不多，但个儿很大，大体抵得上一个乒乓球。勾栗产量低，口感也并不见佳，我们在长满灌木和杂草的树下来来回回地找，其实就为了寻找一份惊喜。树底下住着一窝土蜂，洞口由几只肥硕的兵士把守着。据说，它们常常绑架家蜂，俘虏到自己的窝里，并强迫家蜂干活，直到家蜂劳累而死，再饱餐一顿。这些家伙心狠手辣，蜇人也毫不手软。我父亲的脖子曾被几只土蜂蜇过，疼得卧床不起。后来，不知谁给了个方子，把浇入童子尿的黄泥涂抹在伤口上，过了两天才渐渐恢复。
我避开了土蜂，却没能躲过另一种令人讨厌且恶心的家伙。那天，我正窃喜于口袋里装着两颗大勾栗，却感觉脖子根和前胸越来越痒，禁不住伸手抓挠，似乎摸到了一根软软的布条。那时天已经有些冷，很多人已穿上了一种叫“卫生衣”的枣红色内衣。这些衣服大多是“祖传”的，我身上穿的那件，最先是我父亲穿的，再依次传给几个叔叔，轮到我穿时已经很破旧了，甚至可以撕下一些布条。我扯下那根软软的“布条”定睛一看，发现它是灰黑色的，还扭动身子挣扎着——那是一条丰腴的毛毛虫，比铅笔还粗！我吓得一声惨叫，连忙把它甩得远远的。被毛毛虫爬过的皮肤可遭了秧，又痛又痒。为了治好伤口，祖母往草木灰里倒些水，每天用这水为我涂抹，半个月后才痊愈。
陈明玉老师教了我们一年数学，即将被调离，期末考试前她告诉了我们这个消息，并说自己住在大洋乡的某某地方，让我们我空去找她玩。
五年级结束了，老师布置了假期作业——写一篇作文，这是上学以来仅有的一次假期作业。作业还没动笔，父亲就谋划着要把我送进南平纺织厂子弟学校读书了。
我父亲是长子，自小饱尝生活之苦，他希望我们这一代人不再像他那样吃那么多苦头。入南纺读书须缴纳昂贵费用，虽然经济拮据，但家中仍尽可能地提供了更好的学习条件。所幸的是，我没有像幼时同学那样，十一二岁即告别学校，被拉到田间地头，从此通过学习改变命运之路被彻底掩埋。
三年级以来，成绩虽然已经有了明显进步，但南纺学校还是要求我们这些外来学生重读五年级。学校不提供住宿，需在校外租房子，房东只也提供一个简陋的床架，甚至没有床板。
我正式进城那天，天还没亮父亲就挑着床板、被褥出发了。这是我第一次即将长时间离开家乡、离开亲人，心里满是惆怅。弟弟茂华还在酣睡，母亲送我们出了家门，叮嘱再三，又目送我们远去。月光下，我回头看她站在家门口的平台上，久久没有回去。我们越走越远，直到看不见她。
走出了水尾，走出了上黄，又走出了底蔡村口的土水庙，天边终于微微有点光。站在高处回望那熟悉的村子和曾经走过的路，心里酸酸的。我们沿着曲曲折折的山路，又沿着宽阔但并不平坦的公路一直走到三千八百坎坎顶。此时天已经大亮，几朵浮云在空游荡，那一小片薄薄的月亮还贴在天上，似乎就在那裸露狰狞的巨大的石头旁边。每往下走一个台阶，那裸露狰狞的大石头就往下沉，似乎要坠落下来。
沿着折尺形的古道一直往下来到山脚，山下有一条小溪，溪水不深，溪面上没有桥，我们踩着石头从溪上跨过去。此后的几十年间，我百余次地趟过这条小溪。此前，我一直以为水尾村、盖头村才是我的家乡；自进城后，渐渐觉得这条小溪才是一道界限。小溪的这头是家乡，在这里，无论你如何撒野，终将得到宽容；无论你如何困窘，终将有人为你解决；无论你年岁几何，终将是个孩子……过了小溪就到了异地，打此次趟过这条小溪起，便再难得回家。
盖头村仅开设小学一到六年级各一个班。两年后，因条件所限，茂华未能到南纺中学就读，只能转到大洋中学。但大洋离家十里远，须得住宿，条件自然是艰苦的，饮食亦多有不便。每周日回校前，母亲都要为他准备一罐子黄豆闷煮糟菜，这是他返校后下饭的菜。而我在南纺，条件自然要优越许多。1996年，我以超出录取分数40多分的成绩考入南平师范学校（南平高级中学前身）。从此，回故乡就越发难得了。
当年教我语文的阿鼻老师早已幸运地通过考试转为正式编制，后来农村人口急剧缩减、外流，生源不足，他就被调往城里教书，现已退休，其他老师则再未谋面。
今天网上刷到一条消息。是说教育部关于要求小学上课时间不早于8：20，中学一般不早于8:00的。
我所知道的目前成都的中小学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个时间要求执行的了。
来源网络
但是，我从这个信息，联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现在有不少的学生，住家的地方其实和学校是有一定的距离。
为什么会这么觉得喃？以我家附近学校所在路段的早晚路况来说。
只要是上学季，早高峰就会很堵车，下午路边就会有很多车等着接孩子放学。
只要是寒暑假，明显所在路段就不怎么堵车。
我在想着这些多出来的车，就是专门为了接送小朋友上下学的吗？也不知道我这个想法对不对。
刚好就专门写个文章闲聊下家离学校的距离。
我是80后的人，在成都出生长大的。我用百度地图测算了下以前小学上学的路线，距离600米，耗时8分钟。途中会经过一个红绿灯。
我记得当时，这个距离应该算是比较远的了。大部分同班同学的家都在学校旁边。而少部分像我这样的还需要过一条大马路，再穿过巷子才能到。
但是那个时候的我们，小学一年级就是自己走路上学放学了[加油][加油][加油]
而现在家离学校的距离是怎么样喃？
以我自己来说，目前我家小区和小学只隔了一面墙，也就是出了小区门，就是学校门。我们小区住在临学校楼栋的业主，都可以在家观看体育场和教学楼的活动。
目前成都大部分区小学也都是按照就近划片就读，所以一般来说，家和学校的距离都不会太远。
但总还是有小部分的家庭，家和学校的距离比较远，每天花费不少时间在通勤上。
我所知道的情况。
一些是就读民办私立学校，在低年级没有住校之前，如果住家和学校距离是有比较远的，确实需要接送。
还有一些是因为家里的老房子算是学区房，为了读老房子户口所在的好学校，但是又不愿意搬回老房子居住。就只能在通勤上花费时间成本。
但是这几年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
一个是从天府新区开始的多校区划片。一个学生通过在一个片区的几所学校里面摇号就读。那这就面临一个情况，有可能没有摇到离家最近的学校，而是最远的学校。这个距离如果足够远，在通勤上还是需要花费时间成本的。
一个是某个学校开始全区摇号。以成华区的英才学校为例。从2021年开始招生小学阶段，就是成华区全区摇号。
成华区是老五城区面积最大的。我大概看了看地图，英才学校离成华区最远的应该是万科魅力之城，已经超过10公里的路程。早高峰的时候，开车通勤应该30-40分钟去了。如果不想在通勤上浪费太多时间成本，就只能租房离学校近点。
据说，成华区第二所K12学校，渥太华学校也可能是全区摇号。那又会有同样的情况。
我想有了成华区的先例，其他区会不会有效仿的可能喃。这个只有静待观察了。
反正总而言之对于家长来说。培养一个孩子真的是不容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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